战国是中国铜镜发展史上第一个发展高峰。战国铜镜纹饰一般由地纹与主题纹饰构成，地纹映衬主题纹饰，形成了两层花纹风格，主纹突出，使得纹饰层次分明，同时又繁缛复杂，极具神秘感。形制上，唐代以前很少有方形铜镜，而且战国铜镜，大多数是以圆形为主，也极少会出现方形。
安庆潜山市博物馆收藏的这面战国花叶纹铜镜（见图），是2005年当地文物局在梦圆开发小区工地清理M6墓葬时被发现，2007年4月移交博物馆，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此镜为正方形，边长10.5、缘厚0.5厘米，钮制，三道凸弦，三弦钮。钮座，圆形，圆环内呈凹面。钮座外八连弧，且每隔90度弧上各置一片桃叶，其四片相隔对称分布，叶脉清晰可辨，叶内镂空处，可见似动物类雕刻造型。三横三纵的凹面格条如窗格，均匀分布整个方形镜面内区，八朵四叶花，均匀落在除钮座中心外的格子纵横交错的交点中间。地纹涡状羽纹，主纹由横竖排列整齐的格条、花、叶组成。镜缘，平缘，扁平而直，微凹，较薄。
花叶纹铜镜，一般是一种纯地纹，后来发展在地纹上添加主纹，称为地纹与主纹叠加多层花纹形式的铜镜。花叶纹镜类中的叶纹，与山字镜、菱纹镜中的叶纹不同，不是以辅助性纹饰样式出现，在花叶镜中为主纹，地纹有羽状纹和云雷纹两种，羽状地纹，有学者称之为一种演化的变形兽纹，而云雷纹，是涡纹与三角雷纹的复合。羽状纹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的青铜器上曾风靡一时，这种纹饰作为地纹，其图案精细而且制作工艺复杂，能达到纤毫毕现的程度，可见当时战国铸镜技术的先进、精湛。
在铜镜鉴学研究史上，因河南洛阳古铜镜和出土地点传为安徽寿县古铜镜的发现，引起学界一次很大的震动，也吸引中外藏家和研究学者的关注，为此产生出现“淮式镜”“秦式镜”“先汉式镜”“战国式镜”“楚式镜”等镜类分类与命名。瑞典学者高本汉将“淮式镜”的上限推断至公元前650年。最为可贵的，1934年12月河南安阳侯家庄西北冈1005号殷墓出土1件圆板带钮器物，当时梁思永先生称之为重要发现，虽然殷墓发现铜镜，遗憾的只是一个孤例，受尽质疑，一直到1976年安阳小屯妇好墓出土的四面铜镜，将殷代出现铜镜定格为定论。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梅原末治在《汉以前古镜研究》一书中提出“秦式镜”一说，由于以安徽寿县为中心的淮河流域出土的铜器流落到海外，1926年瑞典人喀尔白克在《中国古铜镜杂记》中将淮河流域出土的铜镜称为楚国铜镜，1933年瑞典举办第十三次艺术史国际大会，当时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馆将在中国搜罗的古器物，在说明中将秦式改为淮式，“淮式镜”流行起来。
该镜的镜背有井字界格，分为九宫格状，纹饰风格接近“秦式镜”，没有严格按照传统的格式，但是纹饰、装饰分别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与学界研究的“淮式镜”“楚式镜”纹饰还是存在很大差别，“楚式镜”观念取自“圆以生方，政事之常”，在造型上取向浑圆，装饰纹样上也多取自天地之象，写实或寓意，且多数具有旋转形特征，构图、风格中主导出一种神秘、庄严、旋转不息的气势，这些都是楚人宇宙观念的直观反映。
战国铜镜在纹饰上，其内容丰富，有纯地纹、花叶纹、蟠螭纹、禽兽纹、连弧文、山字纹等。其中山字纹是楚地铜镜的常见纹饰，有三山、四山、五山、六山等不同样式，以四山纹最为常见，三山纹、六山纹极为稀有。
这面战国花叶纹铜镜，铸制精湛，构思精巧，花纹图案立意新颖，布局规整，素雅美观，浅浮雕立体感强，实属难得一见的出土珍品，在国内考古发掘报道中也极罕见，其构图布局与纹饰的独特性，为研究战国时期的铜镜制作、工艺、图案等，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实物资料，同时对后代学者研究战国铜镜的纹饰、风格、演变，极具参考价值。而战国铜镜以规范的形制、精美的装饰纹饰著称，标志着中国铜镜从早期的稚朴走向成熟，该镜也正反映出此特征。
来源：收藏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