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契丹文铜镜
图2 契丹文铜镜拓片
■吉林长春 马洪
历史博物馆陈列的地下出土文物，有些并非是由文博单位正式的考古发掘而获得，譬如这面著名的辽代契丹文铜镜（图1、2），就是1971年由吉林省大安县红岗子公社永合大队一名小学生在田间劳动时偶然挖出的。此类的偶然发现，还有诸多实例。
该镜形制呈等边八角形，直径26、厚0.9厘米，半球状穿带钮，钮高1.4厘米，镜背正方形框内，施以四条界格线，界格中竖排五行庆陵式契丹字铭文，由右向左阅读。方框外上下左右四个三角区，分别饰以缠枝纹图案，线条婉曲流畅，格调古雅精致。镜缘上部阴刻七个汉字款识，这为考证该镜的历史“身份”，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公元916年建立辽朝以后，筑皇都、修典章、立制度，契丹族有语言而无文字，统治阶层为了适应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需求，据《辽史·太祖本纪》载述：“神册五年（920）春正月始制契丹文字，秋九月制成，诏令颁行。”契丹字先后共制“大字”“小字”两种，其中“大字”是一种表意文字，是通过改造汉字字型、增减笔画而创制的，由于表达粘着性语言契丹语存在不方便之处，太祖弟耶律迭剌又参照回鹘字的拼音法，仍以汉字笔画为构形创制出表音的“小字”，这两种文字都属于汉字的派生文字。在辽代，契丹字与汉字并行使用，契丹字主要用于刻碑记功、书写墓志、制作符牌、铸造镜铭、记著乡里名称等；其书体也有楷、行、草之分，最常见的是楷书。契丹文字在金代初年仍然使用，至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随着“诏罢契丹字”，逐渐废止，金代以降已成为无人能识的“死文字”。
该镜款识“济州录事完颜通”，内含地名、官名和人名，其中“济州”，据《金史·地理志》记载：“天眷三年（1140）改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县城）为济州，大定二十九年（1189）更为隆州，贞祐初升隆安府。”“录事”乃为金代初年的掌管文书的官职名称，“完颜”则是女真族的姓氏，“通”为名，经查，此人未见史书记载。由此推测，镜缘验押文字为公元1140年至1189年间由金人在济州所刻；此镜虽为辽代旧物，但由于金代缺铜，禁止私铸铜镜，仍不作废，由衙署验证官签刻允许后，还可在民间沿用。
关于镜背的五行契丹小字，宛如一条深奥的谜语，发现后两年内无人能够识读。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陈述先生在《文物》杂志上发表《跋吉林大安出土契丹文铜镜》一稿，对镜铭首次译释为：“时不再来，命数由天。逝矣年华，红颜白发。脱超网尘，天相吉人。”其表述的大意是：时光短暂，人命由天，只有超脱现实世界的尘纲，才能避凶化吉。这种宿命的思想观念，据说与佛教的影响有关，铸以为铭，参悟人生。
近年，又出一篇《契丹文八角铜镜考释》新论，该文作者指出：“陈述将镜铭译成汉语四言诗有臆作之嫌，或是把某个契丹人的诗作挪来作为译文也未可知。”并根据其1995年在吉林榆树县获得的铸有相同铭文的另一面铜镜，经过重新校译，镜铭大意是：“大康年，常德的外甥安毕马郎，娶北院仁懿府常德夫人、乙室右部的姐姐时的嫁妆。”从而认定这是一面与辽代交换婚俗有关的“嫁妆镜”。
这样，该镜铭文就存在了两种解读，且释义大相径庭，契丹文的识辨难度由此可见一斑。目前，收藏这面契丹文铜镜的吉林省博物院以及相关出版物的著录，依旧使用历史学家陈述的释文。
来源：收藏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