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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保昌:做彝族文化的播种人
2015-11-27 09:43:32

唐保昌的经书

  □ 玉溪日报记者 饶平 文/图

  “作为毕摩,冥冥之中有一些助手来帮你做事,但是只要你做了坏事,这些助手就会一个个离开你。所以,我们只能做好事,不能做坏事。”年过古稀的毕摩唐保昌如是说,让记者感觉到一种可贵的毕摩精神。

  历尽艰辛的求学经历

  唐保昌,1942年生,小学文化,化念镇高城村人。1953年,年仅11岁的他就跟随毕摩李春富学了三年的彝文。十年后,21岁的唐保昌又跟随毕摩龚家庆学了两年。他说:“学会读写彝文只是向毕摩迈进了一小步。彝族的经文是唱出来的,有不同的腔调,懂彝文的人拿着经文只会读不会唱。而且彝族人的丧葬祭祀活动中有很多仪式,什么时候唱哪段经文和做什么事都有讲究,不跟师傅学是做不了毕摩的。”他曾经用了多年时间来学习毕摩的各种腔调。

  在唐保昌的记忆中,两位师傅都有许多不同的彝文经卷,但在“破四旧”中大部分被毁。李春富曾经给了他5本经卷,经过文革,只有一部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下来。唐保昌小心翼翼地为我们打开经卷,它就是浸染着尘世风雨的《传世书》。

  回顾当年艰辛的求学经历,唐保昌说:“我曾听师傅李春富说过,彝族人共有《红书》、《黄书》、《黑书》、《白书》、《绿书》五大部书,分别是为皇帝、臣子、刀上死、枪下亡、出门不归家者、生孩子死者、流血亡者、不讨不嫁者、病死者做法事用的书。但是,唐保昌从没见过这五大部书。虽然师傅传给唐保昌的几本书被烧毁了,但师傅传授的经文,唐保昌记在心里,经常用的几乎都能背出,不常用的,有些已渐渐遗忘。他说:“过去,徒弟出师时,师傅都要亲手抄录两部经卷传给徒弟,但现在很多毕摩手里都没有经卷了。”

  他还惋惜地说:“火石坡村曾有一位老毕摩有一部经卷共54本书,此外还有一部药书。每年祭祖时,老毕摩把这些书供在香案上叩拜。老毕摩死后,没人敢要这些书,全都烧毁了。”

  还有一次,唐保昌曾在红塔区一位毕摩家中见过两部彝文经卷,老毕摩死后,唐保昌试图买下这些书,但是人家嫌他给的钱少,说有昆明人答应给他5万都不卖,要留着卖大价钱。

  唐保昌的再次出山

  唐保昌的出山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文革期间,几乎所有的毕摩均遭到批斗,他那时还没有成名,大家都不知道他是毕摩,所以幸免那场劫难。

  1973年,华宁的一个毕摩被送到化念农场劳教。唐保昌放牛途中遇到了这位毕摩。有一次,这位毕摩悄悄对他说:“我看你好一阵子了,你后面跟着一伙人非常好玩的嘛。”唐保昌转身一看,自己身后没有一个人。正在他惊奇的时候,那位毕摩与他攀谈起来,才知道大家都是同道中人。后来到了1983年,经华宁的那个毕摩推介,华宁一带的人经常过来请他到外地诵经祭祀。

  1990年,唐保昌的大伯辞世,父亲对他说:“他是我的大哥,你要为他指指路。”由此,当地人才知道,原来他们身边还有一位不出世的毕摩。

  “只要有人愿意学我都教”

  现在,毕摩在逐年减少,年轻人又不愿意当毕摩。唐保昌的儿子、孙女甚至都不会说彝话,他们说白天到地里干活,晚上要看电视,没时间学。唐保昌感慨道:“过去师傅拉着我的手说,娃娃你来跟我学学,我就去学了。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那时不一样了,你说他不会听。”

  另外,毕摩为村民主持丧葬祭祀活动是要守夜的,工作辛苦但获得的报酬又很低,一般按出工的价钱算,为数十元至一百多元不等,有的外加一份水礼。

  唐保昌现在收了六七个徒弟,他觉得学的人太少了。他说:“我心里非常想把彝族文化传下去,只要有人愿意学我都教。”

  他打了一个非常精当的比喻:“彝族文化只靠我们传播很难有大的发展,就好比毕摩是种粮食的人,但是米饭是供全彝族人吃的,那么多人只靠这几个人种粮肯定不够吃,应当考虑如何种下更多的粮食和把粮食变成米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