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群1936年版画《鲁迅像》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
闻一多设计的武大校徽（校章实物）
夏子颐1946年版画《闻一多像》
■四川成都 肖伊绯
鲁迅改造秦汉小篆传世字形，终得庄重隽永之北大校徽
一个世纪之前，时为1917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请鲁迅设计北大校徽。同年8月7日,鲁迅完成图案设计工作，“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时年仅仅36岁的鲁迅，即刻为中国历史最为悠久、“上承太学正统，下立大学祖庭”的北京大学完成了品牌标识的核心图案设计。
这一校徽图案开创中国现代大学校徽设计的先例，在创制时间上当是无可置疑的首例；其设计本身更是以简洁形象的两个小篆汉字“北大”，产生了庄重隽永的视觉效果，令人过目不忘、过目难忘，堪称中国校徽设计史上的经典之作。
关于北大校徽设计的历史细节，由于相关史料的匮乏，再无从详究。除了《鲁迅日记》上一笔带过的记录之外，后人所面对与考察的，只是这一圆形嵌篆字的校徽图案本身罢了。对于这一图案的视觉形象及可能寓意，后人也有着多重解读与多种理解。
譬如，通行的说法以为，“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给人以“北大人肩负着开启民智的重任”的想象。此外，还有说法称，“北大”二字还有“脊梁”的象征意义，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鲁迅用“北大”两个字做成了一具形象的脊梁骨，借此希望北大毕业生成为国家民主与进步的脊梁。总之，图案寓意是多元的，令观者产生的文化联想是丰富的，这样的视觉识别设计，当然是极为成功的。
另一方面，观者也应当意识到，除了图案寓意及文化联想之外，仅就北大校徽图案本身的设计而言，并非仅仅只是简单地从秦汉小篆字形中“集字”而成，应当有鲁迅自己的独特思路与创造在里边。
其实，稍微了解书法原理与常识者，都不难发现，“北大”二字若采用上下列置的书写方式，且字体还是笔画圆曲的小篆体，恐怕最令人担心也最容易出现的状况，乃是“北”字字形所产生的视觉压迫感，会使上下列置的“北大”二字出现“头重脚轻”之感。要解决这一因字形结构产生的标识设计上的视觉缺陷，就必得使“北大”二字的字体笔画与组合，在小篆字体基础上有所改易与变化。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鲁迅大胆创制，既令“大”字小篆字形延长了唯一的横向笔画与中部竖向笔画，使字形整体舒展坚实起来，又令“北”字小篆字形的横向笔画有所提举分疏，不同于“北”字小篆传世字形的垂直凝缩状；终于使得上下列置的“北大”二字的小篆字形，摆脱了“头重脚轻”的视觉压迫感，呈现出庄重隽永的视觉观感。
与鲁迅“英雄所见略同”，闻一多设计的武汉大学校徽
回顾了一番北大校徽的设计简史，约略了解了鲁迅的设计理念与思路之后，自然而然会联想到另一位与其“英雄所见略同”，同样设计出一枚造型趋同、构图近似的大学校徽之设计者，那就是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
由闻一多设计的武汉大学校徽，其主体图案仍是以小篆体“武大”二字上下列置，外围圆框的造型。因为同样面临需要避免“头重脚轻”的视觉压迫感问题，闻氏在校徽图案设计中，采取了与鲁迅的处理方式趋近的手法，仍是在篆字横向笔画的处理上，尽可能延伸与分疏开来。
不过，因为“武”字笔画更为繁多，且字形整体呈半包围结构，与“大”字一旦呈上下组合的图案，更易呈现“重压”视觉观感。因此，闻氏又特意在篆字笔画的粗细度上做起了文章，将“武大”二字的篆文笔画修描细化，笔画间架结构也更为分疏伸展。这些设计思路与手法上的调整，又与鲁迅所设计北大校徽特意加粗篆文笔画做法大有不同，既有“反其道而行之”的因势利导，亦有“殊途同归”的妙不可言。
这样一来，由闻氏设计的武大校徽，虽与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与之庄重隽永的视觉观感相比较而言，又独辟蹊径、别开生面，呈现出另一番清新飘逸、舒展俊秀之感。这样的设计思路与效果，恐怕与设计者早年的诗人气质，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也有着高度关联。为此，不妨约略了解一下闻一多与武汉大学的那一段前尘往事。
武汉大学的办学历史同样极为悠久，在国内也属首屈一指之列。其前身可以溯至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这是于1893年创办的国内第一所公立现代大学。
开办二十余年之后，也即“北伐”胜利之后，时为1928年7月，当时政府决定筹建“国立武汉大学”，委任时任湖北省教育厅长的著名化学家刘树杞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后出任武大代理校长。与闻一多同为湖北人的刘氏，亲自到南京去求贤请驾，力邀闻氏出任武大文学院院长。
时年仅29岁的闻一多，本已于1927年9月，受聘为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即今南京大学前身）文学院外国文学系主任。正值创作高峰期的闻氏，1928年当年出版诗集《死水》，以及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传记文学作品《杜甫》等。可在同乡刘树杞力邀之下，闻氏也有意助其一臂之力，投身于服务乡梓的教育事业之中，遂于1928年8月，欣然赴任武大文学院院长。
当时的武大校址在武昌城内东厂口（现湖北教育学院内），闻一多则住在武昌黄土上坡三十一号锦园。在此期间，闻氏不但设计了武大校徽，还参与了武大的筹建、规划工作，以及珞珈山新校址的选定。由其提议，将新校址的罗家山（又名落驾山）改名为珞珈山，充分体现了其诗人气质和美学智慧。“珞珈”二字灵蕴氤氲，此山一经改名，仿佛为武大代言一般，迅即驰名，至今海内闻名。
来源：收藏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