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钱汉东
今年是中国田野考古先驱陈万里诞辰130周年。2007年为纪念我国古陶瓷界公认的泰斗，北京故宫博物院、文汇报社和龙泉市人民政府联合发起在浙江省龙泉市大窑村为陈万里竖立铜像，建造陈万里亭。我作为此纪念活动发起人，还为陈万里撰文书碑。陈万里（1892—1969），苏州人，名鹏，万里是他的字。陈万里虽非考古科班出身，但多方面的学养，异乎常人的悟性，使他成为我国自觉运用科学方法从事陶瓷考古的开山之人，被海外陶瓷研究界誉为“中国古陶瓷研究之父”。
发现龙泉越窑青瓷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陈万里在交通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下，跋山涉水，不远千里、不辞劳苦地“八上龙泉，七下绍兴”，才发现了龙泉青瓷和越窑遗址，这成为陶器研究史上的一段佳话。
《龙泉县志》记载：“1928年5月，陈万里首次作龙泉窑考古调查。”前人研究瓷器，大都是从文献到文献，不注重野外考察。陈万里是一位热情的探寻者，走出书斋，在龙泉和上林湖艰苦搜寻，并在龙泉大窑村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察报告《瓷器与浙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也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
名闻世界的龙泉青瓷，清澈如秋高气爽的天空，又如宁静深邃的大海，被收藏家广为追捧。南宋庄季裕的《鸡肋篇》记载：“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王所供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陈万里认为任何一种古代瓷器，要从文献、实物以及窑址三方面找到对应的认定关系才行。陈万里研究瓷器是从走进龙泉起步的。他在1928年5月的日记中指出：“民国十七年夏，余以视察旧处属各县地方政务南行，其初也，即以龙泉青瓷之见于载籍者，摘录若干则置之行箧，为便中实地调查时参考。最近旧瓷碎片之成箱装运外邦者尤多，夫在清初已有‘李唐越器世间无，赵宋官窑晨星看’之叹，而运会所至，乃有今日之发现。顾出土器物虽丰富，国人茫然视之，竟不以为宝也。因此发愤，愿以视察余暇，从事勘查，勘查之后，试记大概，以唤起国人之注意，自问固谫陋，亦不暇计矣。”
1935年，陈万里去余姚上林湖考察，为寻觅青瓷中最佳者——秘色瓷。唐代秘色瓷的诞生，将越窑青瓷艺术推向完美的境地。唐朝茶圣陆羽将越窑位列榜首，称其为“类玉类冰”。可是，人们在传世文物中从未见到过秘色瓷的实物。唐灭后，拥有江浙十三州之地的吴越国王钱镠出于政治需要，制定了“事奉中原，岁岁朝贡”的政策，利用上林湖精良的制瓷技术烧造的秘色器，作为结交中原称臣纳贡之物品。
陈万里在1935年5月15日《余姚上林湖访古记》记载：本日午前在甬参加夏季卫生运动大会以后赶往上林湖。“湖水清澈见底，浅处有芦草，微风拂之，荡漾有致。黄花小草，亦随处可以见到，风景之佳，实不让杭州西子湖也。四围山色葱翠可爱，低诵陆龟蒙‘夺得千峰翠色来’之句，翘首南望，早已神驰于湖西村矣。自薤云亭南行折东几穿湖而过……居民均业砖窑，殆为千数百年由制瓷而转为制砖欤！”他认为“由公家或学术团体试为科学的发掘，一切物品征集之，为上林湖越器博物馆之准备，其有私自采掘者，应绝对禁止之”。这是陈万里初到上林湖越窑的印象，文字清新活泼，感情色彩很浓，其间洋溢着热爱祖国的情怀。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瓷器展厅里，展示着陈万里当年在上林湖采集的越窑瓷器标本，那标本精致规整，釉色深沉、幽静、含蓄，更加接近玉色。陈万里认为这些器物可能就是秘色瓷。1987年秘色瓷的纷争终于尘埃落定，陕西法门寺地宫因佛祖舍利面世而震撼世界，过去只见于文献记载而不见实物的千古之谜也随之解开。地宫出土的咸通十五年（874）的“衣物账”石碑记载：“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写清楚这就是秘色瓷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去西安采访，还专程赴法门寺博物馆考察，那里展出的五件秘色瓷，令我眼睛为之一亮。
探索摄影传承历史
陈万里是个“永远生活在趣味中”的人。他平生爱好广泛，作家叶圣陶说：“陈万里先生富于艺术天才，文艺、戏剧、绘画、书法，他没有一项不笃好，也没有一项不竭思尽力去擘摩。”
陈万里擅长摄影，是中国最早的摄影艺术家之一。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宫禁，陈万里参加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担任摄影任务，拍摄了大量溥仪出宫时宫殿现状的照片，对以后宫廷历史陈列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陈万里对古陶瓷发生兴趣，可能与他早年拍摄故宫收藏的瓷器有关。
陈万里不但自己喜爱摄影，还组织同好，于1919年发起在北大校内举办第一次摄影作品展。当时摄影普遍不被认为是一种艺术，陈万里在摄影由技术向艺术的转变中，努力实践，积极倡导。他出游随身带着相机，一边进行摄影艺术的探索，一边用它记录所见到的文物胜迹。1922年，他和顾颉刚一起从北京回苏州，在甪直拍摄了保圣寺的唐塑，当时佛像和塑壁尚未完全坍塌，顾颉刚著文呼吁保护这些珍贵文物。陈万里的《大风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个人摄影集。
1925年，陈万里奉命陪同美国华尔纳去敦煌考察，发现华尔纳心怀叵测，携带大量胶布，意欲盗窃敦煌精美的壁画。陈万里主动与地方政府商讨对策，发动当地老百姓起来反对，从而阻止了华尔纳盗窃敦煌壁画的阴谋。陈万里同时沿途拍摄照片300多幅，写了一本《西行日记》。
为救国宝走南闯北
陈万里长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对古陶瓷研究具有深厚造诣。1930年赴欧洲考察，接触了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陶瓷学者和考古学家，学习了丰富的现代科学知识，并将之运用在古陶瓷研究中，为中国陶瓷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故宫百废待兴，专业人才奇缺。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请当时在卫生部工作的陈万里去北京故宫工作，但卫生部也想留他。消息传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拍板道：故宫少不了陈万里。1949年11月起陈万里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陶瓷研究部主任。从此，陈万里精神抖擞，脚踏实地，遍访南北，为拯救国宝出力，成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
陈万里不顾年事已高，带领青年学者到各主要产瓷地区调查窑址，足迹遍布中华大地。调查中发现了大量中原地区的古窑遗址，拍摄了很多照片，还发表了关于越窑、邢窑、定窑、钧窑、汝窑、龙泉窑、磁州窑、中国瓷器的外销等数十篇论文。
耀州窑唐宋瓷窑遗址有一块石碑，碑首镌刻着苍劲有力的四个大字“德应侯碑”，此碑是上世纪50年代陈万里在调查时偶然发现的。该碑刻于大宋元丰七年（1084），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窑神庙碑，也是最早记载陶瓷生产状况的石刻文字史料，弥足珍贵。
考古和文物研究，是一种崎岖而漫长的历史考察，一个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往往不是一个人甚至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就像接力赛，需要一个个团队前赴后继共同努力。陈万里的学生、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辉炳生前曾对笔者说：“陈万里兴趣很广，他用毛笔字书写规范的草书，非常精美。他是一个生活在他的兴趣当中的人。”“我第一次见到陈万里是1952年，我和冯先铭经常跟他去调查古窑遗址，他手把手地教我们辨别，学到了很多知识。那时我很年轻也很爱玩，到处去爬山，同时也照顾老先生。陈万里有一个习惯，睡觉必须用自己的被褥，这也许同他学医出身有关，我们便帮他背被子。有时候，他骑毛驴，我便替他牵毛驴，那时候条件非常差，也没有旅馆。”
陈万里是我国陶瓷考古界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第一人。他敢于打破陈规，重实证而少自矜，绝无明清以来偷懒文人陈陈相因的毛病。在田野获得的知识远胜于书本，正是在他的身体力行下，我国的陶瓷考古由“学问”向科学转变。
（作者系中国田野考古作家、《文汇报》高级记者）
来源：收藏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