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詹剑波
元宵佳节又名元夕、上元节，顾名思义，这是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即正月十五。
据《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记载，两宋时期东京、临安的元宵节从正月十四开始，至正月十六结束，而以正月十五最为热闹，全国但凡是时兴过元宵节的地方，莫不在这一天过节，可谓海宇同风、千古同俗。
“云南十八怪”外又一怪
奇特的是，云南许多州县传统的元宵节却是选择在正月十六，人称“过小年”“过正月十六”。如民国《昆明市志》：“正月十六为元宵节。三牌坊东边菜市上出售纸纱所糊鱼、龙、狮、兔及小脚等灯。”民国《宜良县志》：“十六日，为上元节。张灯，又舞龙灯，长三丈许，庆贺太平，食元宵汤丸。”民国《路南县志》：“正月十六日为元宵节。是夜，妇孺于城隍前石狮子处敬香，名曰‘走百病’。”今本《蒙自县志》：“正月十六过小年。祭天地、财神、祖宗……大街上有耍龙、唱花灯等活动。”澄江也在正月十六过元宵节，康熙《河阳县志》：“元宵宜张灯火，河阳仅如晨星……十六日游华藏，夕则老幼携游，插香道左，相传可以袪疾。”这里列举的几个县只是例子，全省以正月十六为元宵节的地方实际上不在少数。
为什么云南会出现这种与全国不同步的元宵节日期呢？自古及今的文人学者似乎并没有对此做过考察，倒是民间注意到了，并试图给出解释：传说古时皇帝下圣旨，规定正月十五为元宵节，但云南因为路途遥远，圣旨到达时，已经是正月十六了，于是官府只好把正月十六定为元宵节，如此世代流传，成为风俗。这种传说显然是不可靠的，但在汗牛充栋的古今文献记载中，却又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云南十八怪”之外的这一怪，似乎也成了一个数百年的疑案而无从解答。
上面说到，内地元宵节是连续几天，到正月十六才结束的。云南在正月十六过节似乎也在范围之内，但如果要说简化，也应该是简化为正月十五才合适。为何偏偏舍正月十五而过正月十六呢？在没有确切的答案之前，我们不妨从区域、民族文化习俗方面来做一番探索。
融入特殊节日习俗中
第一种可能：云南地区有一个特殊节日习俗，即正月十六的“走百病”，也称“送百病”，这是全省大部分州县通行的节日，具有浓厚的地域和民间信仰色彩。如万历《云南通志》：“上元，彩灯鼓乐，蹴鞠游遨，曰‘走百病’。”康熙《云南府志》：“元夕（十五）……次夕，长幼携游，爆竹，插香于其处，相传以为祛疾。”道光、民国《昆明县志》：“十六夜，步月嬉游，插香道左，沿街爆竹之声不绝，俗谓‘走百病’。”嘉庆《江川县志》：“十六夕，老幼张灯，北行，名曰‘走百病’。”康熙《易门县志》：“元夕，赏灯张乐，星桥火树……次夕，携游，爆竹，插香水畔，相传可以祛病。”其他府厅州县志书大多有类似的记载。这一天，除了赏灯、放鞭炮外，各地百姓时兴外出踏春、赶庙会等活动，寓意“送百病”。这个本土色彩浓郁的节日与外来的元宵节连在一起。人们在简化过节时，便将元宵节并入“送百病”这一天，似乎也说得过去。
与原住民族习俗冲突
第二种可能：内地的元宵节与云南本土的民间宗教信仰习惯相冲突。云南在8世纪至13世纪的500多年间，一直处于南诏、大理等政权控制之下，不奉中原正朔。蒙元将云南收入版图，但对于其固有的风俗却无意更改，其间内地汉人移入云南的人数很少，也不足以改变当地的文化习俗。从南诏到元代，属于佛教一支的阿吒力教成为云南白族等民族的宗教。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记》记载滇西大理等地区：“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李京的《云南志略》亦称：“少长手不释念珠，一岁之中斋戒几半。”这些风俗直到明初犹相沿不改。明太祖平滇，中原的典章制度全面在云南实施，大量的屯兵和移民又把内地的文化习俗带入云南，本地的原住民族也渐次熏染汉风，“由夷变夏”，而迁入的汉人也吸收了原住民的风俗习惯，各地的过年等节日中都保留了不少当地民族的风俗，又如原住民族的火把节作为全省的通行节日，称“过六月二十四”。当元宵节传入时，与“一岁之中斋戒几半”的原住民族冲突，其所持斋戒于每月朔、望两日最为重要，这与汉俗的元旦（旧历初一）、元宵必然抵牾，新年为一年最重要的节日，其中又有祭祖、祭天地等隆重的文化内容，所以除了少数居士、善信之外，一般官绅士庶之家自然不便再守斋戒，而元宵节重要性稍次于过年，且为过年之尾声，当地原住民族出于保持自己的斋戒旧俗，他们将正月十五的元宵节移到本地原有的“送百病”这一天，既容纳了汉地的元宵节，也照顾到本地的“送百病”节日，同时又避开正月十五持斋的戒律。从元至明，以白族为代表的原住民族一直是云南的主体人群，他们的习惯反过来影响汉人，使之成为滇中地区全民性的日子，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来源：玉溪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