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永伟
宦滇诗歌的价值
王文治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三月获任云南临安知府，九月进入云南，十月到任。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秋解任，在云南生活了三年。在他的《梦楼诗集》二十四卷本中，有关云南的描述集中在卷七《南诏初集》、卷八《南诏二集》、卷九《南诏三集》、卷十《归人集》，在云南创作的诗歌，总数有173首。虽只占《梦楼诗集》所收1878首诗的百分之九，却涵盖了王文治军旅、山水、民俗、旅行、农事等类型的诗歌精品。
总之，王文治在云南的诗歌创作极为丰富，类型多样，集中展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开创、发展了诗人的创作风格，极大地扩展了诗歌的题材、内容，这些诗歌的流传极大地丰富了云南的明清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云南因扮演了异域世界的角色，才在明清文学中得到了叙述和关注。像明代罗汝芳的诗歌、徐霞客的游记、清代陈鼎的滇黔游记等都以异样的眼光关注着云南的景物、人事。首先，官员的宦游、罪臣的放逐、游客的旅行、移民的客居，这些作者在云南留下了大量的著述，因此从对云南叙述的视角研究明清文学中的诗歌成为一条可行的途径；其次，因为这些诗歌广泛流传，让中原全面地了解云南、认知云南、认可云南发挥了极大作用；再次，云南本土诗人在全国闻名的并不多，大多数人都隐没无闻，但与宦游学者、诗人、官员的交往却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丰富了云南的诗歌风格，同时极大地提高了诗歌质量。
淡墨探花
王文治学习书法十分严谨和勤奋，姚鼐所著的《惜抱轩集》说他努力习书，到达“忘寒暑，穷昼夜”的地步。他早年习书从前辈笪重光入手，受其影响颇深。师法褚遂良，行草书则学自《兰亭序帖》和《圣教序》。二十多岁时，其书名遐迩传扬。据王昶《湖海诗传》称：“禹卿尤工书，楷法河南，行书效《兰亭》《圣教》；入京师，士大夫多宝重之。”
王文治书法用笔规矩而洒落，结构紧密而内敛，墨色以淡为主，着实是董其昌书法风貌的再现。他忠实地秉承帖意，但无传统帖学的圆媚与轻滑。其书用笔转少折多，以折为主，显得果断有致，干净利落。瘦硬的笔画略带圆转之意，俊爽豪逸，风神萧散，笔端毫尖处处流露出清秀的才情。他和当时的翁方纲、刘墉、梁同书一起，被誉为“清四家”，时谚有“天下三梁（梁同书、梁国治、梁诗正），不及江南一王”。他平日写字喜用淡墨，专取风神，善于自成面目。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将他和喜用浓墨的刘墉作比，又因其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高中进士一甲第三名，故有“淡墨探花”的雅号。
书名传海外
建水有一个传说印证了他的书法功底。临安府东城楼上的匾额“雄镇东南”为书法家涂晫墨宝。一天，匾上“镇”字右边的“真”字脱落。无奈之下，当地文士只得找来书法家王为翰临摹“真”字补上，一时人们难辨真伪。王文治到任后偶见匾上所书四个大字，指着“镇”字说：“‘雄镇东南’四字，是三条活龙夹着一条死蛇。”知情的人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全魁、周煌出使琉球，两位使臣仰慕王文治书名，特意邀请他同行，王文治欣然答应。琉球人素好书法，得知王文治是华夏书法名家，纷纷重金求书，视为至宝，十分珍重，王文治书名风靡一时。当时朝鲜人来华，以饼金购得王文治书法以归，其书法声名远播。乾隆皇帝南巡江南时，在杭州寺庙中见其所书《钱塘僧寺碑》，十分喜爱。由于乾隆皇帝的赞赏，王文治的书法声望一下大大提高，广为流传，为士林所宝。日本很多博物馆都珍藏着王文治真迹，如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藤井齐成会有邻馆、冲绳县立博物馆、大分县立博物馆等。
“王体”法帖
王文治的书法在建水和通海也很受人们推崇，后人将他的手迹视作范本来临摹。建水后来有个补用知县王子村撰书的《半闲亭联》“半口浮生乍醒迷人春梦；闲情未了时闻邻寺钟声”，被认为是“字仿梦楼”。可见人们已把他的字体当作一种“王体”法帖来崇奉和仿效。至今建水民间还有人收藏并流传着《王梦楼字帖》，通海人则将他在秀山上的墨宝拓印、观赏、临摹。
王文治在云南的文章辞藻瑰丽，吟诗雄健洪亮，不乏唐时之音。他的诗尤能取尽古人的变化，而又出自民间生活。他说：“我的诗字字全是禅理。”确为真言。他与姚鼐是挚友，但姚鼐诗宗宋，王文治崇尚唐，诗风各异。王文治是继袁枚后的又一位与姚鼐不相上下的出名人才。王文治也曾以诗名传于海内，然而他的诗虽好、超拔不群，还是被他的书法盛名所掩盖。他曾说过：“词章之学，见之易尽，搜之无穷。今聪明才学之士，往往薄视诗文。遁而穷经注史，不知彼所能者，皆词章之皮面，未吸神髓，故易于决拾。如果深造有得，必愁日短心长，孜孜不及，焉有徐功，旁求考据乎？”这也是他吟诗习书之精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