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树桦
云南有个元江，湖南有个沅江，“元”与“沅”，三点之别，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蒲松龄先生因这三点之差给后人留下一段鲜为人知的“聊斋”公案。
《聊斋志异》中有一则故事叫《沅俗》，因蒲松龄先生的一字之误，几乎所有版本都把故事的发生地注释为湖南沅江。这则区区二百多字的小故事在《聊斋志异》中知晓度不高，少有人对故事发生地穷根究底，更何况故事内容也没有显著的地域特征，放之四方皆为合理。
《聊斋志异·沅俗》原文如下：
李季霖摄篆沅江。初莅任，见猫犬盈堂，讶之。僚属曰：“此乡中百姓瞻仰风采也。”少间，人畜已半；移时，都复为人，纷纷并去。
一日，出谒客，肩舆在途。忽一舆夫急呼曰：“小人吃害矣！”即倩役代荷，伏地乞假。怒呵之，役不听，疾奔而去。遣人尾之，役奔入市，觅得一叟，便求按视。叟相之曰：“是汝吃害矣。”乃以手揣其肤肉，自上而下力推之；推至少股，见皮肉坟起，以利刃力破之，取出石子一枚，曰：“愈矣。”乃奔而返。
后闻其俗，有身卧室中，手即飞出，入人房闼，窃取财物。设被主觉，絷不令去，则此人一臂不用矣。
如果不是故事的主人公李季霖确有其人，这则巫蛊邪魅的聊斋故事发生地也就不值探究了。
李鸿霔，字季霖，号厚馀。山东新城人，康熙三年（1664年）进士；历官内阁中书舍人、刑部浙江司员外郎；一直在北京四平八稳地做着京官，后因丁父忧去官；据《孝妇河畔明清名人传》记载：“康熙二十五年，帝旨霔同工部侍郎往河淮审度形势，导流入海。工罢，升云南元江府知府。”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李鸿霔起复，被康熙钦点前往江苏高邮疏浚黄河入海口，因治水有功从五品郎官拔擢为四品知府，外放云南到元江府上任。他一到昆明就去拜访了云南督学吴自肃，二人是同乡、同窗加同榜进士，关系非同一般，吴自肃写了一首《李厚馀来守元江》相赠，此诗收录在成书于康熙五十三年的《元江府志》中（该书中收录有多首李鸿霔本人的诗作）。李鸿霔在元江知府任上官声尤佳，“免徭役，严保甲，盗缉民安，兴学校，课农桑，风移俗易。”可惜，天妒贤才，李鸿霔卒于元江任上。因为他为官清廉、爱民如子，他死后，“合郡呈请崇祠名宦，蒙都抚批准入祀”，供百姓瞻仰缅怀。他的事迹被载入《元江府志》“名宦”一章中。
理清了李鸿霔的履历也就搞清了《沅俗》故事的发生地。湖南沅江在清朝一直为县，其主官为七品县令。而云南元江在康熙年间置府，其主官为四品知府，提拔升迁的李鸿霔只可能是在元江主政而非沅江。元江府当时的辖地极广，包括今天的普洱市大部和红河州一部，少数民族众多，自然崇拜繁杂，民间巫祝盛行，神鬼之风大行其道，明代《滇志》记载当时居住在元江的少数民族，“能为鬼魅，以一帚系衣后，即变形为象、马、猪、羊、猫、犬。”佐证了当时外界对蛮烟瘴雨，声教初开的元江府的认知。
李鸿霔家在山东新城家声显著、远近闻名，他哥哥李鸿雷官至顺天府（北京市）治中，他有一个侄儿是康熙庚子年山东的乡试解元，《清稗类钞》中有一则小故事《李鸿雷家见龙》：
康熙壬子，某日正午，新城李鹾副鸿雷家，忽有一物，蜿蜒数尺，鳞鬣可畏，遍体金色，烂然夺目，自院入室。已，复出，形渐长大，知为龙也。忽云雾滃然，庭中晦冥，遂不见。
从这则故事可知李家在当地的显赫声望。蒲松龄是山东淄川人，李家的情况应该有所耳闻。李鸿霔到云南元江做官自然会有一些道听途说、添盐加醋的故事传回故里，传入蒲松龄先生耳中，载入“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的《聊斋志异》中，作为当时异域殊方的一则奇闻轶事流传于世。虽然这则元江故事巫鬼神怪、荒诞不经，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江当时巫风蛊术盛行的史实。